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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学与盛世文化

时间:2019-12-11 14:41来源:文化衡水
  
董学与盛世文化
文/ 周桂钿
 
  
一、政治哲学
 
  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乱世,主要研究社会治理的问题,天下为什么这样乱,如何治理才不乱。这种哲学的特点是政治哲学。这是中国哲学的主流。不同于西方以科学哲学为主流。
  政治哲学对社会状况有两种概括:治世与乱世。天下大乱,民不聊生,就是乱世。治世就是天下安定。治世可以有许多等次,最高的为盛世。盛世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风尚诸方面都有所表现,反映这些特殊表现的文化就是盛世文化。我们正在建设小康社会,争取十年建成小康社会。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儒家哲学,将最高理想称为“大同”,“大同”相当于共产主义社会。“小康”就是盛世。我们正在建设小康社会,就是正在奔向盛世。现在迫切需要研究盛世文化,了解盛世的特点以及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,如何防止从盛世走向衰败,或者尽可能延长盛世的时间,维持长治久安,让人民享受更长的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  社会实际需要是新哲学产生的土壤。有土壤,就会长出新哲学。如果提前开始培育,可能长得更顺利,成长得更茁壮,更快地开鲜花结硕果。
  
二、盛世文化
 
 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就是汉唐盛世。汉朝的盛世,经济状况保存在《史记》、《货殖列传》、《汉书》和《食货志》中,也散见于《盐铁论》、《论衡》。政治状况在陆贾《新语》、贾谊《新书》、恒谭《新论》以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纪传中都有所表现。社会风尚则广泛存在于汉代各种典籍中,《白虎通义》与《潜夫论》则是重要典籍。董仲舒的代表作《春秋繁露》对汉代盛世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风尚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所反映,并作理论概括,形成汉代盛世文化的经典。因此,《春秋繁露》是政治哲学的代表作,也是盛世文化的代表作。董仲舒则是汉代盛世文化的代表人物。
  盛世时代,经济发达,社会稳定,贫富差距因此不断扩大,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。在汉代就出现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的现象,这样就导致“贫民常衣牛马之衣,而食犬彘之食,重以贪暴之吏,刑戮妄加,民愁亡聊,亡逃山林,转为盗贼”(《汉书·食货志》),盗贼多了,社会怎么能安定。一般人太富了就产生骄,骄在社会上引起民众不满,骄的人多了,到处都有不满的民众,弱势群体得不到政府的保护,就会被逼造反。天下也一样不能安定。董仲舒作了这样的论述:“贫者穷急愁苦,穷急愁苦而上不救,则民不乐生;民不乐生,尚不避死,安能避罪!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”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
  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动乱?从历史上看,主要是贫富不均、两极分化。富贵之家利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,与民争利,民怎么抵挡得住呢?富贵之家不断地聚敛财富,盘剥百姓,使人民逐渐贫困化。很多穷人不怕犯罪、不怕死,天下就大乱了,刑罚是禁不住不怕死的人的。董仲舒又说:“大富则骄,大贫则忧,忧则为盗,骄则为暴,此众人之情也。”(《度制》)大富和大贫在中国古代那种制度下,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。而汉代的现实如何呢?董仲舒说:“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,欲无所穷,而欲得自恣,其势无极。大人病不足于上,而小民羸瘠于下,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,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,是世之所以难治也。”(《度制》)
  抛弃制度,随心所欲。欲望没有穷尽,这种发展趋势也没有尽头。富的人感到不能满足,平民却十分贫困。富的人越富越贪利,也越不肯行义。穷的人每天违犯禁令而无法禁止。这就是社会难以治理的原因。汉代虽然难治,尚未进入乱世。“凡百乱之源,皆出嫌疑纤微,以渐浸稍长至于大”(《度制》)。乱,都是从小逐渐变大的。所以,汉代难治的现实,如果不能及时治理,那就必将导致大乱,以至不可收拾。这也是智者的先见之明。
  如何防止乱的发生呢?董仲舒认为治乱之本在于调均。
  孔子说:“不患寡而患不均。”董仲舒认为“不均”,“有所积重,则有所空虚”(《度制》)。一些人财富积累多了,另一些人就贫困了。圣人了解一般人的性情,知道乱是怎么产生的,所以就作出规定,使人有贵贱富贫的上下差别,“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,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,以此为度而调均之,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,故易治也”(《度制》)。使富的人足以显示自己尊贵而又不至于骄奢,使穷的人足够生活而又不至于忧愁,根据这种原则来进行调均,这样就可以使财富不匮乏而上下可以相安,所以就容易治理。
  在盛世政治方面,董仲舒主要讲了两个问题:一是将五行附会于政治。将五行生克关系来比附政权机构内部的权力制衡。政权内部机构功能要有相互制约,才能防止权力腐败。
  董仲舒将五行重新排列,顺序是: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。五行之间的关系是:“比相生而间相胜。”具体地说,相邻的两者是相生的关系,即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水生木,木又生火,如此循环相生。相间的两者之间是相胜的关系,即木胜土,火胜金,土胜水,金胜木,水胜火,如此循环相胜。这是中国特有的辩证法思想,也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法则之一。
  董仲舒用五行循环相胜来说明封建政府内部权力互相制约。他认为木是司农,金是司徒。司农不轨,司徒诛之。这叫“金胜木”。火是司马,执法者是水,司马犯法,执法者诛之,这叫“水胜火”。土是君之官,木是农,“农者,民也”。“君大奢侈过度失礼,民叛矣。其民叛,其君穷矣,故曰木胜土。”金者司徒,司徒软弱,司马诛之,这叫“火胜金”。这里表达一种思想,政权机构内部权力要互相制约,包括皇帝在内,所有权力,只要失去制约,就会导致腐败。制约是防止腐败的最重要手段。同时,董仲舒在《五行相生》中讲各官如何尽职,互相配合,才能使政府机能进入正常的轨道,顺利运行。那就是政治清明,良性循环,就是治世。
  另一政治思想是大一统论。董仲舒总结历史上的经验,天下大乱,就是由于各地方政权分裂割据,各自为政,有了统一的政权,才能避免战争,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。他的名言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,就表达了他的大一统思想。全体人民要服从皇帝,皇帝要听命于上天。天是什么?由儒家来解释。儒家用儒学来解释,天成了儒学代表。因此,屈君而伸天,暗含独尊儒术的思想。皇帝是天子,要遵循上天的意志,做好人民的模范。皇帝自己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,都成了其他人的行为法则。身正,必须心正。如果皇帝心正、身正,那就会使社会风气正。如果皇帝心不正,行为不规矩、说话太随便,那就可能给某些人带来严重的灾难,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幸。因此皇帝要谨小慎微。正如董仲舒所说:“君人者,国之元。发言动作,万物之枢机。枢机之发,荣辱之端也。失之毫厘,驷不及追,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,敬小慎微……虚心下士,观来察往,谋于众贤,考求众人。”(《春秋繁露·立元神》
  大一统思维方式是适应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,所以它可以长久地保存下来,并且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、各个领域,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。所谓“一刀切”现象也是大一统思维方式的体现。
  如何看待大一统?大一统的实质就是中央集权制。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到清朝末年,2000多年中,从未改变。它在过去能够存在2000多年,说明它一定有很多合理性。
  政治是社会管理,是管理众人的事。董仲舒讲:“君人者,国之元。发言动作,万物之枢机。枢机之发,荣辱之端也。失之毫厘,驷不及追。故为人君者,谨本详始,敬小慎微。”(《春秋繁露·立元神》)天子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,都会对千里之外的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天子的言行是好的,就会产生好的影响;如果不好也就会产生坏的影响。因此,天子说话要特别谨慎。其他国君和各种决策人物,都应该谨慎。天子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具有特大影响作用的特殊人物,处于特殊地位,像大海中航船的舵手。他的思想行为决定着这艘船的走向,决定着平安和灾难。中国历代思想家都非常认真地研究天子这个角色。总结出天子应该遵循的法则,即所谓“君道”。《荀子》有一篇题为《君道》,刘向编的《说苑》第一篇就是《君道》,吴兢编的《贞观政要》第一篇也是《君道》。国君要做天下的榜样,因此,君道的第一要义是修身。
  在盛世社会风尚与文化方面,董仲舒概括出的“三纲五常”就是最集中的表达。三纲指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。这对整个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。也是大一统所需要的。五常是仁义礼智信。仁者爱人,有爱心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没有一点爱心,什么也谈不上。义者宜也,宜就是适宜、合适、合理的意思。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意义,追求合理则是普遍价值观。礼虽然也不断演进,但不能没有。礼之用,和为贵。礼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。没有礼,社会就乱了,就没有秩序。智自然是不可或缺的,不论仁爱,还是正义,还是礼节、礼仪,都需要懂得其中内涵,否则就可能乱用,出错,适得其反。
  智不仅是知识,更重要的是智慧,能够真正掌握社会规范,灵活运用,收到好效果。最后是信,那时已经进入盛世,经济贸易广泛进行,诚信是经商的重要原则。而在社会生活中,人际交往中,都强烈需要诚信。为什么用“常”?说明这五项原则是要经常实行的,也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,是最一般的、最基础的、最普遍的。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伦理底线。这些理论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。
  简单地说,盛世的特点就是安定和富足,富足以后,就出现奢侈、攀比,接着就出现贫富两极分化,极富与极贫都成为不安定因素。这就可能导致天下大乱。另外,中央因富足而放松警惕,地方政权却在扩大势力,汉代诸侯王酿出吴楚七国之乱,唐代藩镇酿出安禄山兵变。唐代因此而亡,汉代亡于后党乱政。

三、盛世研究
 
  唐朝也是盛世,主要资料有魏征主编的《群书治要》。唐太宗要魏征编,魏征将唐代以前的所有典籍,经过筛选,选出对于盛世社会最有意义的内容,汇集在一起,供唐太宗治理天下参考。这里面内容极其丰富。另外,唐代有许多诗,也反映了盛世诸方面的现象。如杜甫诗句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就反映了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。
  在中国历史上,许多朝代都有过盛世,也都有不同的表现,如果联系起来研究,会提供更多信息,有经验,也有教训,都是很珍贵的。宋代司马光编的《资治通鉴》和《二十四史》都有经验深刻的政治理论。两个盛世可以进行比较研究,例如汉代在统一政权以后,需要统一思想,因此有独尊儒术的措施。唐代在统一政权以后,并没有统一思想,儒释道并行,各起不可替代的作用,朝廷礼仪上以儒为主,养身方面则用道教,养心则用佛说。而盛世都是开放的,开放的形式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,汉代通西域,唐代也通西域,汉代引进汗血马;唐代引进葡萄美酒夜光杯;明代通海上之路,引进很多奇异动物,包括孔雀、斑马、长颈鹿之类。
  盛世也有一些问题,这些问题开始只是萌芽,及时予以纠正,安定就会更持久,如果不加改革,萌芽就会逐渐发展,导致政府腐败,最后灭亡,接着就是朝代更替。这就形成中国二十四史。盛世的问题是什么呢?贾谊在《新书》中有许多论述,引在《汉书·贾谊传》中的“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”都是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,由于只是萌芽,众人不知,而贾谊有先见之明,却受到利益既得者权势集团的排斥,逐出京师,客死他乡。过几十年,那些问题滋长,产生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的恶果。如果文帝支持贾谊改革,或可避免这场灾难。许多盛世都存在社会问题,防止这一方面的问题,就可能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。刘邦消灭异姓王,同姓的吴楚七国作乱。消灭了诸侯王,出现朝廷内的宫廷政变,太后干政,王莽夺权。以后,与皇后相关的皇亲国戚主政,与皇帝相关的太监主政,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轮流出现,这是中央集权下的必然现象。皇帝掌握最高权力,而皇帝生于皇宫,长于妇人之手,不经风雨,不见世面,难以驾驭庞大的国家政权,经常受控于身边接近的权势人物。为了维持政权,古代也有过安排几个辅政大臣,共同辅佐皇帝掌权。最初有一定成效,经过一段时间,又由个别权势人物所独掌,陷入权臣独裁的困局。最后的结果,不是权臣夺权,就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。家天下有过长治久安的时期,也有过盛世的辉煌,但终不能长久。各个朝代汲取前代的教训,千方百计地避免重蹈覆辙,结果又出现另一问题,导致灭亡。循环反复,不断更替。研究历史上的盛世,无论经验,还是教训,对我们现在治理天下都很有参考价值。盛世中,先是经济发展、政治稳定、人民生活普遍提高,一片繁荣气象。逐渐出现自上而下的奢侈之风、攀比之风,接着,官员腐败、滥用权力、贪污受贿、色情泛滥,于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,一边富者乐极生悲,一边穷者无法维持生计;一边被逼造反,一边无力镇压,两者结合,最终结果,王朝灭亡,改朝换代。
  总之,对于盛世文化的研究,将是今后10年的学术热点话题。原文载于《衡水学院学报》2013年第2期。周桂钿,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、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、衡水学院特聘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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