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位置: 主页 > pc版 > 第六期 > 湖城名片 >

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的前世今生

时间:2019-05-21 09:30来源:文化衡水
  

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的前世今生

文/江童燕    图/陈康


马君起造像碑

碑刻拓片(局部)

碑刻拓片

造像碑内观音及侍女像

造像碑石刻
  阅读提示:
  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是一块唐代碑刻,它记载了一个显赫家族的历史,而它的发现和收藏,又与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渊源颇深。
当然,此碑最受追捧的,还是它精绝的书法艺术。康有为曾赋诗赞扬此碑书法精妙:“谁人解作兰亭意,君起浮图仔细看。”他认为,这是最能体现王羲之笔意的书法作品,是唐代最好的碑刻之一。
 
 
碑文记载了一个显赫家族
  
  马君起是武邑县人,生活在唐朝。仪凤四年(679年),为追思去世的父母,马君起建造了这通奉佛造像碑。
  碑文的内容,回顾了从其先祖到父辈的名字、官职和风范:“其先扶风茂陵人,伏波将军陇西郡守新息侯援之后。”
  马家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裔。马援作为功在千秋的一代名将,先后平定陇西,抚平羌乱,北击乌桓,荡平岭南,战功卓著。其中,荡平岭南的作战最为艰难。
  当时,隶属于东汉王朝的交趾郡有人造反,为首的征侧、征贰姐妹自立为王,公开与汉朝决裂。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,出击交趾。且不说到达交趾之后作战的艰难,单是从内地翻山越岭走到交趾已是历尽千难万险。而马援不负众望,建武十八年(42年)率军抵达交趾,大破反军,十九年即斩杀征侧姐妹,传首洛阳,三军将士纵情欢呼,举国上下拍手称快。
  “伏波将军”本是一个临时性的封号,自马援开始,成为一个固定的封号,而且只授予战功卓著的将领。马援耿耿忠心,有勇有谋,不怕战死疆场的精神世代流传。他从战场凯旋,朋友为他摆酒接风,他说:“方今匈奴、乌桓尚扰北边,欲自请击之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,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?”从此,“马革裹尸”便成为华夏民族英雄烈士的精神追求。
  历朝历代都推崇他,纪念他。他甚至被后人神化,死后变为神仙依旧保国戍边。
  《三国演义》第89回《武乡侯四番用计 南蛮王五次遭擒》中写道:诸葛亮率领的大军误饮有毒之水,正在无计可施之际,忽望见远远山冈之上有一古庙,“乃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庙:因平蛮到此,土人立庙祀之。孔明再拜曰:‘亮受先帝托孤之重,今承圣旨,到此平蛮;欲待蛮方既平,然后伐魏吞吴,重安汉室。今军士不识地理,误饮毒水,不能出声。万望尊神,念本朝恩义,通灵显圣,护佑三军。’”
  马援不仅显灵,而且马上就办,指派山神,立解三军危机。能让诸葛亮跪拜的人不多,能帮诸葛亮逢凶化吉的人更不多。
  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追述祖先从马援说起,这样的祖先,确实值得后人骄傲。那么作为陇西望族的马援之后,怎么又成了武邑人呢?
  碑文中说:“十一代祖远,字彦道,雍州大中正金紫光禄大夫,因官封武邑郡侯,子孙因家焉,故今为县人也。”因为十一代祖马彦道到武邑郡做官,子孙后代便跟随入籍,成了武邑人。
  武邑于西晋武帝太康七年设郡,即公元287年。而马援于公元49年病死疆场,也就是说,在马援去世230多年之后,他的后人开枝散叶,其中一支到了武邑。
  碑文记载,到武邑的这一支经过若干年繁衍,“高祖游,后魏大将军益州刺史……曾祖和,齐四门博士”,都还算对得起马家的门楣。
  祖父的官就小了一些,“祖贵,随幽州蓟县令”。父亲更是成了基层干部,“父海,龙游乡长”。官虽小,但碑文中对于父亲的赞语却毫不吝惜:“农夫荷德,釃酒相驩。田畯衔恩,牲祠已罄。”你看,在他父亲的管理下,风调雨顺,物阜民丰,老百姓都感谢朝廷的恩德,互相斟酒欢庆。
  从“益州刺史”跌落到“龙游乡长”,面对这样的颓势应当沮丧才是,但从碑文可以看出,仪凤四年三月二十六日,虔诚信奉佛教的马君起,决定立碑追思先人,颂扬菩萨并为皇上、皇后祈福时,心情非常之好。
  能有这样好的心情,除去国泰民安的环境之外,还因为他的儿子又官至极品。碑末开列的马君起所率家人姓名中,有“男思静,上柱国”。他的儿子马思静官拜上柱国,而上柱国是唐代最高的勋号,意味着这个来自陇西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的家族,再度崛起。
  
千古一碑的精绝书法
  
  对于这块碑,康有为称之为《马君起浮图》,当地民间则通称《马君起造像》,而《深州风土记》命名为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。
  应当说,《深州风土记》的命名是比较准确的,因为这本来是马君起建造的碑,而前两种叫法,很容易被误解为一块追思马君起的碑。
  造碑所用石料为名贵的凤眼石,遇水之后显现出珍珠一样的鸟眼,石质坚硬,极耐风化。碑高105厘米、宽78厘米、厚78厘米,为前后两块石头凿合组成的石室。石室内正中为浮雕的观世音立像,脚踩莲花,莲花座下为一力士。左右两侧各有一名浮雕侍女。石室的门楣上,用楷书刻有“天皇供养天后供养”八个字。
  这块石刻虽然一直被称作碑,历代学者也一致认为它就是块碑,但是,在中国的碑刻历史上,之前没有过同样的碑,之后也没有过。与欧阳修、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三大家的洪适,在《隶续》中保存了数十种碑图,没有一种和它相同或相似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称得上千古一碑。
  当然,此碑最受追捧的,还是它精绝的书法艺术。碑文在碑身右侧,每行31字,共24行。凝神望去,魏晋之风扑面而来。《深州风土记》称赞它“字画尤绝精,海内传宝之”。早在明清两朝,就有人拓印之后刻成字帖行销北京、上海等地。而近代以来比较系统研究此碑书法的,首推康有为。
  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,是清末著名书法家,同时也是金石研究的大家。在其书法名著《广艺舟双楫》中,把南北朝碑分为神品、妙品等六类,对唐碑却认为“唐碑太夥,姑从舍旃”。他是推崇并提倡汉魏碑刻的,但对唐代的这块碑却情有独钟,并多次予以赞扬。
  他认为,“《马君起浮图》分行结字,变态无尽。”“唐碑惟《马君起浮图》奇姿异态,迥绝常制。”“《马君起浮图》若泰西机器,处处有新意。”在给“以书干禄”即指望以书法求取官职的人传道时,康有为列举了中国书法中12个“可为干禄法者”的佳碑,其中“《马君起浮图》体峻而美”,可为楷模。
  他还专门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赞美此碑:“异态新姿杂笔端,行间妙理合为难。谁人解作兰亭意,君起浮图仔细看。”想要知道什么是王羲之的书法意境吗,仔细观摩《马君起浮图》就是了!
  唐人学书追求“尚法”,讲究“精整规范,法度森严”。当代书法家师彦伟先生深入研究了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,从“尚法”的角度认真分析了碑文的笔法和字法。他不仅将碑文中的字,分别与王羲之、欧阳询和魏碑传世作品中相同的字逐字比较,而且逐笔画比较,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。
  他注意到,碑文中有个别字“提手旁”的“提”均作“撇”来处理,而这样的写法在规范的唐代楷书中是没有的,但在魏碑中却能找到出处。因此可以肯定,书丹者学过魏碑、王羲之和欧阳询的书法。至于为什么看不到颜真卿和柳公权的痕迹,是因为造碑时他们二位还没有诞生。
  在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之后,师彦伟先生的结论是:碑文书法为楷体,“以楷为主,杂糅行草”是其创作理念和成功实践;“方圆结合,刚柔相济,爽健飘逸,潇洒豪放,具有浓重的魏晋风韵和‘欧体’楷书风格”,是其明显特征;“动感强烈”是其突出的艺术特色,鲜明地表达了书丹者的愉悦心情。总之,法度完备,爽健阳刚,不愧为唐朝一流碑刻。
  唐朝之所以被后人称为盛唐,是因为不仅有繁荣的经济,而且有灿烂的文化。唐朝的文化中不仅有光耀千秋的唐诗,而且有群星璀璨的书法。中国书法史上的“楷书四大家”,唐朝的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就占了三席。
 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书法爱好者,他尤其热爱王羲之的书法,至今有人怀疑他把《兰亭序》带进了自己的坟墓中。在他的影响下,学习王羲之书法成为一时之盛。
  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的石门右侧靠边阴刻一行七字楷书:“文林郎马利徵文。”左侧靠门阴刻一行四字楷书:“马孝须书。”由此可知撰文者为马利徵,书丹者为马孝须。马利徵的“文林郎”在唐代是个九品散官,而马孝须连九品的功名也没有,更不是唐代知名书法家,包括地方志书上都没有他的痕迹。
  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,写出了如此精绝的书法作品,尤其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深得其精髓,由此也佐证了唐代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。汉唐盛世,真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回忆和骄傲。
  虽然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的主要看点是书法,但其价值不仅仅限于书法。
  比如,对于它门楣上的“天皇供养天后供养”八个字,《深州风土记》里说:“魏齐以来,造浮图佛像,多言为皇帝荐福,未有兼及皇后者。独此记有天后供养字,是时武后热焰已熏灼海内。”刻有“天后供养”的碑刻,历史上独此一块,证明仪凤四年,即公元679年,武则天的权势不仅已经和皇帝比肩,而且影响深达乡村。
  碑文的落款“冀州武邑县东昌乡龙游里马君起”,从州到县,再到乡、里,也清晰地记载了唐代的地方管理层次。
  
碑刻与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渊源
  
  寒来暑往,星转斗移。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问世之后一千多年,就那样一直矗立在旷野中,栉风沐雨。虽然自明清以来经常有人慕名前来拓印临摹,但从来没有人想过要移动它或收藏它,直到清朝同治十年(1871年),相邻的直隶深州来了一位知州吴汝纶。
  吴汝纶,安徽桐城人,同治四年进士。清朝著名的古文学派“桐城派”后期的四位大师级学者之一,也是清代闻名的“曾门四学士”之一,近代著名教育家。
  《清史稿》上说:“曾国藩奇其文,留佐幕府,久乃益奇之,尝以汉弥衡相拟。旋调直隶,参李鸿章幕。时中外大政,常决于国藩、鸿章二人,其奏疏多出于汝纶手。”
  曾国藩、李鸿章那些知名的奏疏,多数是吴汝纶操笔的。曾国藩多次说:吾门人中可期有成者,惟张(裕钊)吴(汝纶)两生。
 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,吴汝纶被任命为深州知州,三年后因母亲去世,回原籍丁忧,除服后改任冀州知州。在冀州任上,一做八年。而当年的深州和冀州,都属于后来的衡水,两州相加构成衡水版图的三分之二。
  吴汝纶在衡水十一年,对衡水的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,尤其是为衡水的近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。
  他一生对于做官看得很淡,挚爱教书育人。光绪十五年,他主动辞去知州一职,出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。清廷决定创办新式学堂之后,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,后来未曾到任,回老家创办桐城学堂,自认堂长,讲学著书,终老一生。
  他不仅钟情教育,而且教学理念新颖开放。他的弟子严复评价说:“吾国人中,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,湘阴郭侍郎之后,吴京卿一人而已。”
  《清史稿》说他“其治以教育为先”。他就是坚持以“教育为先”思想,治理深州、冀州。在深州,他以霹雳手段收回了被豪强侵占的1400亩学田,首先保证了深州学院的办学经费。在冀州,他不仅设法保证办学经费,而且在全国范围延聘名师,讲学执教。
  当时,古文派的后起之秀有所谓“南范北贺”之说,北贺是直隶武强人贺涛,南范是江苏南通人范当世。吴汝纶居然把两人都网罗到了冀州,贺涛主讲冀州信都书院,范当世主讲武邑县观津书院。区区冀州,拥有整个国家顶级的师资,足见当时衡水一带教育事业的兴盛。
  当然,作为知州,他并不是只办教育。在冀州,他收服了当地知名的“侠盗”,使其成为官府捕快,其故事情节远比许多影视剧要曲折得多。
  他兴修水利,使几十万亩低洼易涝土地变为良田,他带领百姓开挖的渠道至今被叫作“吴公渠”。他还是近代以来疏浚衡水湖的第一人。
  作为学者,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——访碑。每到一地,遍访当地知名的碑刻,或观摩欣赏,或拓印留存,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自然逃不过他的法眼。
  同治十一年,对于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的书法仰慕已久的吴汝纶,终于访问到了原碑的踪迹。这年腊月的一天,他冒着凛冽的寒风,赶到了冀州的武邑县马官屯村旁。
  尽管通过碑帖,他对碑文的书法早已烂熟于心,但真正站到碑前,近距离端详碑刻,并用手去摩挲记载了千年沧桑的碑石时,还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,和只看碑帖完全不同。他久久地伫立在碑前,不忍离去。突然,他有了想要“移置”这块碑的想法,移置到自己治理的深州去。
  依照《深州风土记》记载:此碑“同治十一年,深州知州吴汝纶与保定练军营官副将史济源移置深州学宫”。“移置”两个字读起来很轻松,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,水到渠成的事,其实当地人坚决不同意移走碑刻。祭祀祖先的石碑,怎么能轻易送人呢。即使依照《深州风土记》的记载,也能读出背后的玄机:如果是通过协商,人家答应让你搬走,顶多弄辆车找几个民夫也就是了,何必还到保定请军官带着士兵来!
  但不论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措施“移置”了这块碑,吴汝纶并没有据为己有,而是安放在深州书院,作为镇院之宝供各位学子学习欣赏。另外,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落到吴汝纶手里,也算是适得其所。他每天公务之余便一遍又一遍观摩碑刻,体会笔意,乃至用手指逐字触摸,感受每一笔每一画,能够被一代古文大师如此顶礼膜拜,也算是此碑的幸运。
  但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。连吴汝纶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是,四年之后他改任冀州知州,而武邑隶属于冀州。也就是说,吴汝纶用尽心机移置到深州的碑刻,本来是属于冀州的。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!
  《深州风土记》记载:“后十年,汝纶为冀州,武邑人谐州乞还浮图于武邑,深州靳不予也。”武邑人请吴汝纶出面要回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,深州人不给:这是你吴汝纶自己“移置”到深州来的呀!
  从吴汝纶“移置”此碑到现在,140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是非曲直早已烟消云散,吴汝纶和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的纠葛,也已成为后人口中的一件趣事,一段佳话,因为它生动地证实了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的魅力。
  今天,《马君起造石浮图记》被珍藏在深州市文化馆。除去不可抗拒的岁月风化之外,还有“文革”当中造反派的铁锤留下的痕迹。但这一切,都掩盖不住碑文的魏晋之风,掩盖不住大唐盛世的光彩。
  这块碑,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,那个以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,又以文化繁荣助推经济发展的盛世情景,时时启迪着后人。
  
本文转自2019年2月28日《河北日报》

第64页

 
阅读推荐
专题策划
CopyRight 2009-2010 All Rights Reserved.版权所有:衡水日报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
Copyright 2010衡水新闻网 版权所有 冀ICP备07016619号-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