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跃动的音符 谱写时代大美芳华

时间:2019-05-21 09:23来源:文湖衡水
  

跃动的音符  谱写时代大美芳华

——访作曲家尹铁良 

文/韩雪


 
  “我32岁才离开衡水。其他城市,我都是匆匆过客,唯有衡水是永生不忘的地方。尽管这里曾经贫瘠、曾经荒凉,但与我血脉相连。我的音乐历程,就是在衡水奠定的基础。”虽已离开多年,但衡水始终魂牵梦绕在他心头,尹铁良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这里度过。
  年过花甲,尹铁良教授的课依然很多。他现在带2个博士生、9个硕士生,还要为本科生上集体课,配器、作曲、音乐分析……每周大课小课加起来有21节。他是首都师范大学作曲系教授兼音乐科技系主任、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,除了日常行政和教学工作,还有很多学术和采风活动。在这样紧张的节奏中,他仍坚持着自己的音乐创作,每年都有新作问世。2017年6月,北京市文联、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办的“一带一路·聆听中国”交响音乐会上,他创作的《北方梆调》反响热烈。“身为作曲家,我用音乐记录事件,用音乐描述生活,用音乐讴歌时代,用音乐道出百姓心声,这是我的工作,也是责任。”
  
故乡   演奏前的定音之响
  
  1956年5月21日,尹铁良出生在武强县小范镇(现武强镇)北小范村。滏阳河水从邯郸过来,经桃城区,蜿蜒到了武强县,从尹铁良家所在的小村旁流过。小时候,他看到过滏阳河上的点点帆影,听到过远处船工忽隐忽现的号子、悠扬的船歌。那种美好的田园诗一般的意境,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1983年他曾写过一首童谣,登在了《衡水日报》上:“山里的孩子爱山崖,海边的孩子爱浪花,城里的孩子爱高楼,草原的孩子爱骏马。平原的孩子爱什么?捧起泥土一大把……”
  尹铁良的爷爷曾在北洋军阀兴建的深县(现深州市)新学堂上高中,也在那里教过书,后来为躲避战乱去了东北,到沈阳教私塾,在那里去世。虽然没见过爷爷,但老人留下的几箱线装书——《四书五经》《资治通鉴》等等,伴随着尹铁良度过了童年岁月。
  尹铁良的父亲曾经是天津一个银号的襄理,在武强县有“金算盘”之称,算账的时候眼睛根本不看算盘。他文化程度很高,写一手好书法,英语也很不错——那时候天津的银号和香港、英国有很多金融业务往来。尹铁良小时在家见过父亲皮箱里有满满一箱领带,此外还有几套西服、几双皮鞋和几个英文的笔记本,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  尹铁良的父亲是家中“独苗”,1954年公私合营时举家迁回原籍照顾老人。回乡后,尹铁良的父亲在武强县财政局工作,后来到公社的社办工厂当会计。他父亲曾是天津小有名气的京剧梅派票友,几个孩子都受父亲的影响。村里演样板戏,尹铁良的大哥唱李玉和,二哥拉京胡,他演杨子荣,父亲指导唱腔——一家人就能撑起一台戏。
  武强是年画之乡,尹铁良从小学习美术,后来学习音乐。绘画一直是他的爱好,多年以后,他在《衡水报》(《衡水日报》曾用刊名)上发表了好多漫画作品。
  尹铁良在村里读完小学、初中后到武强中学上高中,1972年读高三时,考进了武强县文艺宣传队。在宣传队,他几乎什么都干过,乐队伴奏,画布景,创作表演快板书、相声,等等。二胡、京胡、笛子、小提琴……这些乐器他几乎都是无师自通。“小提琴是我进了宣传队才接触到的。”他曾见过几个到宣传队来玩的天津知青拉小提琴,请教一番之后开始下苦功夫练习,用很短的时间掌握了技巧,就参加伴奏了。
  这个时期,尹铁良最引以为傲的还是作曲。“我16岁时写了一首《田园抒怀》,觉得现在都写不出那么好听的歌。歌词也是自己写的:“从前你到田间里来,遍地茫茫尽洁白……”曲调婉转悠扬,既有民族风格,又以艺术歌曲的形式呈现,这样中西兼容的特征,在尹铁良后来的艺术创作中一直延续。
  尹铁良在武强县宣传队待了三年。1975年衡水地区成立河北梆子剧团,在各县招人。原衡水京剧团的几个演奏家听说武强县宣传队有个拉小提琴的,就过来考察。尹铁良当时正在画布景,满身油彩,几张大布景片子在地上铺着。“拿起小提琴即兴拉了段《新疆之春》,我就考到梆子剧团了。”
  到了梆子剧团,尹铁良主要从事乐队伴奏。通过向老艺人请教戏曲的音乐板式、旋法,他学会了河北梆子唱腔设计,以自己的方式给古老的地方戏注入了现代元素。“那时我们排了一个剧目——《江姐》,在全国演了好长时间,特别感人。”其中《绣红旗》的唱段,尹铁良把歌剧的唱腔巧妙地融入河北梆子之中,衔接非常顺畅,让人听不出到底是歌剧还是梆子。
  
在河北音乐的春天里放歌
  
  在梆子剧团工作三年后,恢复高考的第二年,尹铁良考上了当时还在宣化的河北师范学院,成为艺术系78级学生。
  “因为是培养老师的学校,我们什么都要学。”除了小提琴、钢琴等器乐演奏,当时的课程还有声乐、视唱练耳、作曲技术、音乐理论等。系统的学习、全方位的训练,让尹铁良的音乐素养越来越高,他掌握了比较严谨的作曲技术,为将来进行大型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  钢琴,是尹铁良在大学遇到的一个难题。 “我那时已经22岁,肌肉骨骼不像小时那样灵活,手都硬了,掰不开,练琴对我来说太难了……但是我必须下死功夫、苦功夫!”那时学校钢琴少,学生练琴都是限时间的。大学四年,尹铁良没有错过一次琴房练习,一分钟也不曾浪费。
  尹铁良感觉大学就是一座圣殿,他接触了很多、阅读了很多,眼界变得开阔。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,西方的艺术思潮在大量涌入,各种流派、思想纷至沓来,几乎让他眼花缭乱。尹铁良努力保持清醒,把精力放到本专业的学习和创作上。
  1981年上大三时,尹铁良作词、作曲的三首混声合唱同时获得由团中央、全国学联主办的首届大学生文艺汇演二等奖。毕业时,他成功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。1982年,大学毕业的尹铁良来到衡水师范学校,一边教学一边作曲。
  1984年1月,首届“河北音乐之春”拉开了帷幕。这是一次影响极为广泛的群众性音乐普及活动,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北音乐史上的空前壮举。近半年的时间里,全省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,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、部队、街道、幼儿园……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都参与其中,粗略估计参加演出的在1000万人以上(当时河北省人口5300万),各地组织的大大小小音乐会在1000次以上,创作作品近万件。河北所有能写词谱曲的专业、业余音乐工作者几乎都投入了创作,用音乐、用歌声抒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展望,创作了大量厂歌、村歌、校歌、连队歌,以及县歌、乡歌、街歌、店歌、园歌,涌现了一批有才华有前途的音乐工作者——尹铁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  这场声势浩大的音乐运动激发了尹铁良的创作热情。他将自己的音乐理论与创作实践发挥到了极致,作品在众多“好声音”中脱颖而出,引起了轰动。
  当年六月,在全省每个地区都精心准备的一台专业性很强的音乐比赛中,尹铁良有6件作品获奖,被《河北日报》称为“获奖者之冠”:三首花腔女高音歌曲《小鸟衔来的春天》《在绿色的原野上》《愿我的歌声插上翅膀》、女高音独唱《最美是故乡》、混声合唱《衡水师范学校校歌》和一部管弦乐作品《年轻人》,同时获得创作优秀奖(最高奖)。当时,尹铁良是衡水地区音乐比赛的组织者、领导者和主要创作者。演出艺术歌曲时,他亲自上台担任钢琴伴奏。掌声响起的那一刻,他曾在琴房中经历的磨难与痛苦,化作了欣慰与荣耀。
  “过去咱们衡水的音乐文化生活是相对落后的,但是那次打了一个翻身仗。当时《河北日报》的评论是:‘衡水的音乐文化叫人刮目相看。’”尹铁良的作品给衡水、甚至是给河北的音乐带来了一股新风。后来,《在绿色的原野上》还获得河北省文艺振兴奖(尹铁良另一次获得河北文艺振兴奖,是调到河北师大之后写的专著《声乐作品分析与作曲技法研究》,属于在学术上的建树)。
  尹铁良说,自己比较偏爱一些有生命力的东西,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“春天系列”美声作品:《春天》《小鸟衔来的春天》《在音乐的春天里》等等。“这跟时代和一个人的成长都有关系。改革开放之初,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。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,才20多岁,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和百业待兴的火热年代相吻合。我现在如果再写春天,跟那个时候就不太一样了,生活、阅历给了我一些别的感受,我思考得更多,有更多深刻的东西。原来那些都很浅白的。然而,青春的记忆永生难忘。”
  载誉归来,尹铁良被评为衡水地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,荣立省级三等功。1984年10月,他调到衡水地区群众艺术馆担任副馆长,兼任衡水地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。他开始投身群众文化工作,音乐创作也更加深入、广泛。其间,他有两首作品在 “全国首届农村歌曲大赛”中获奖,《枣儿红了》《蹄声变成马达响》,作品有着浓郁的冀中平原民歌风格。
  1986年,尹铁良在衡水举办了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,邀请了李谷一、李光曦、刘炳义、韦唯、付笛生等著名歌唱家,在红旗影剧院演出。这台音乐会以他的作品为主,除了“春天”系列,还有早期现代风格的室内乐作品《村夜旧事》《牧歌》《谐谑曲》等等。这样强大的阵容、高规格的演出,对衡水这个小城来说,是前所未有的盛事。
  
血与火的洗礼中坚定信仰
  

在衡水群艺馆排练管弦乐《年轻人》


为衡水师范合唱队伴奏。

  “尹老师的作品是一种大美,体现着时代的精神,既有阳刚之气,又有细腻柔婉;他也有低落的时候,但那绝不是抱怨,而是有一种阳光在里面,让人感觉温暖,给人勇气和力量。”学生徐文正这样阐释尹铁良的艺术风格。音乐作品中正能量的来源,和尹铁良一段血与火的考验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  1987年的一天,尹铁良正在衡水群艺馆上班,一位军人拿着介绍信来找他。彼时,老山前线还在对越作战。为了准备1988年元旦军委汇报演出,北京军区某师老山战士演出队急需一名作曲家——当时,尹铁良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河北音协最年轻的副主席,31岁。
  “那年我儿子才3岁,我母亲也跟着我们,上有老下有小,而且那是前线,谁也不敢去。但是一想,战争环境下枪林弹雨的军旅生涯什么样?我没有体验过,这是个机会。是艺术家骨子里蕴含的那种激情,让我觉得必须去!爱人跟我是大学同班同学,在师范上班,她太理解我了,说:‘你去吧,孩子老人她来管。’后来这事始终没跟母亲说,她以为我出差了。”
  1987年11月,尹铁良乘列车到达昆明,又在军车上颠簸了三天三夜,赶到了老山前线。他和同行的词作家一起,驻扎在离前线最近的八里河东山战士演出队驻地。“我是作为参战人员去的,是准军人,不是慰问演出。爱人也是担惊受怕的。那里是前线,不能打电话,一封信得走20多天。”
  尹铁良到达前线的时候,短兵相接的战事已不太多,但炮声不断,到处都是地雷。多半年的时间里,他和老山战士文工团的战友们一起闯封锁线、踏雷区、钻猫耳洞,耳闻目睹的许多场景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。
  在前线,尹铁良结识了很多战士,听到了很多故事。“我们和侦察连住在一起,关系特别好。有的战士前两天还在一起唱歌、喝酒,忽然就听说不在了……生死就在身边。”在战地医院,有个伤员对尹铁良说:“为什么打仗我没死呢?我不是党员。敌人上来以后,前面的党员一脚就把我踹到猫耳洞里去了,说,死都轮不到你……这种精神让我感动。”时隔多年,尹铁良提起这些还是心情激动、语带哽咽。
  “我是在大学入的党,和平环境下就是为党工作。那时候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不正之风,拜金、腐败……让我产生了困惑和迷惘。而这段战火的考验就是一种洗礼,对我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是一次深刻的改变,也是一种重新修正。我坚定自己的信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”
  烽火硝烟之中,尹铁良深深感动于舍生忘死、慷慨悲壮的军人情怀。他激情饱满地写出了《猫耳洞人》《士兵畅想曲》《老山松》等50多首歌曲及钢琴曲《老山札记》、弦乐五重奏《烈士墓前》等。战争结束后,尹铁良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后方参战人员,获得了一枚三等军功章。多年来,尹铁良获奖无数,这枚军功章是他最为珍视的。
  有评论家说,尹铁良不是脱离社会进行创作,而是始终关注时代、关注生活、关注民生。他为劳动者而歌,为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写作,军人、护士、教师、社区志愿者、北漂……都是他的主人公。可以说,是战争的洗礼,让尹铁良的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。
  2003年,“非典”肆虐,尹铁良勇敢地站了出来,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一线创作,戴着口罩和歌唱家一起录音,一首《白衣天使》唱遍了祖国大地。“非典”结束后,这首歌曲的手稿被北京博物馆永久收藏。
  2008年汶川地震,尹铁良连夜谱写了《士兵兄弟》,又相继创作了《大爱无言》《爱的箴言》,这三首歌曲都由歌唱家于文华带到了抗震救灾前线,激发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坚强斗志。
  为纪念建党70周年,尹铁良创作了声乐套曲《新太阳》;澳门回归,他是中国文联赴澳门演出大型晚会《莲颂》的音乐总监、主要作曲者。为南水北调工程创作交响声乐套曲《南水北调》,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,创作大型声乐套曲《沂蒙红崖》,建党95周年时创作交响组歌《沂蒙组歌》……每遇大事,尹铁良都有行动。他说,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,是党员作曲家、党员教授。
  “好样的,你是好样的;好样的,我是好样的;好样的,好样的,我们都是好样的……”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举办的2015年“春节团拜会”会场气氛在铿锵热烈的合唱中达到高潮。《好样的》这首歌,赢得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参加团拜会的嘉宾们热烈的掌声和连声称赞。
  交响声乐套曲《劳动创造幸福》创作于2014年5月,获得2014年文化部优秀剧目奖,2014年下半年在北京音乐厅、世纪剧院、保利剧院等多处上演。每次演出时,尹铁良写的这首《好样的》都被观众要求返场加演,场面异常热烈。这是一首讴歌劳动者的群众歌曲,有男女声的交织还有轮唱,层次非常丰富。
  《好样的》得以作为当年中央团拜会仅有的六个节目之一演出,是尹铁良始料未及的,他作为作曲家还应邀参加了团拜会。他感慨地说:“我的作品参加过多次国际性的、全国性的演出,都觉得是很平常的事,但这场演出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。”
  
《沂蒙组歌》

 
雅乐正声 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
  
  “从艺术形态的本体特征来说,尹老师的作品既是艺术的,又是通俗的,是一种艺术化的通俗和通俗化的艺术。”徐文正认为,这与尹铁良的创作指导思想与美学观点是相关联的。“他是为人民服务的,会考虑到每个社会阶层,所以不可能去孤芳自赏。然而,他又不是一味地去迎合,而是用艺术化的作品来引领、提高大众的审美。”徐文正说,从创意、技术层面上来说,尹铁良是一种中西合璧、古今交融。他的作品有根,这个根在民间,有民族性,他把古今中外的音乐传统非常娴熟地化作了自身的积累,采用西方的音乐创作技法对音乐素材进行加工,做到了融会贯通。
  各类歌曲创作是尹铁良作品的主要组成部分,目前已有六七百首。他与很多一线歌手合作过,幺红、阎维文、李玲玉、韦唯、于文华等。于文华是他合作最多的歌手,尹铁良给她写了近百首作品。
  关于影视音乐创作,尹铁良有这样的观点:“只有将影视作品的人物、故事情节与音乐达到高度统一融合,才是较完美的影视音乐作品。”应邀为电影《平原枪声》创作配乐时,尹铁良连报酬都没问就答应下来,因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后在枣强县发生的故事。他说,家乡不能忘,抗战历史更不能忘。2016年,他为42集电视剧《孙中山》创作插曲《将爱铸成最美的花》,这是一首歌颂孙中山与宋庆龄旷世爱情的歌曲。
  除了时代气息强烈的作品,尹铁良的创作还有在艺术上和学术上的探索,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、在现代音乐领域的开拓。
  从前线回来之后,1988年10月,尹铁良调到了河北师范大学,当了13年音乐系系主任。他写了很多大型作品,创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,获得很多荣誉。上世纪90年代,他几乎包揽了河北省和河北电视台的春晚音乐创作。他给省歌舞剧院、省梆子剧院写过三台戏:《中校张金垠》《秀色》《尧天舜日》;给沧州梆子剧团写了《何满子》《大洼里的女人》。这个时期,他还创作了管弦乐《冀风》《虞姬》《乡思》等。其中,《虞姬》获得首届全国器乐MTV作曲金奖;《乡思》获得第二届全国器乐MTV作曲金奖,舞剧《轩辕黄帝》音乐获得全国第七届文华奖。
  文华奖是国内音乐界的最高奖。
  大型舞剧《轩辕黄帝》是1995年尹铁良和时任河北省歌舞剧院院长杜滨联手创作的。这部舞剧曾在全国一些高端剧场演出多年,非常成功。其中大量的音乐主题(轩辕、嫘祖、蚩尤等)都出自尹铁良之手。对他而言,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  在进行创作时,尹铁良用中国民族调式特有的音乐关系(小三度和大六度的音程)塑造轩辕黄帝的音乐形象,既庄严大气又富有民族精神,管弦乐队演奏效果恢弘磅礴。而嫘祖,他选择的是对称性的旋律,用以表现女性的柔美。蚩尤的形象刻画新颖传神,他使用的是20世纪西方表现主义音乐的十二音创作手法——序列音乐,也称无调性音乐。这在河北是比较超前的。
  2001年,尹铁良作为引进人才调到首都师范大学主持音乐系工作,任首师大音乐学院筹备组组长。2007年作为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的专业负责人,又兼任了音乐科技系主任。音乐科技系几乎是白手起家,他就是一个拓荒者。
  到北京之后,尹铁良又写了一批学术探讨性的作品。其实,他在现代音乐领域的探索研究很早就开始了。上世纪80年代,他在衡水的早期创作就有这类尝试。室内乐《牧歌》是为笛子、笙、中胡、扬琴编写的民乐四重奏,这样的乐队编制前所未有。他以传统曲目《苏武牧羊》的旋律为基础,将其改编为现代音乐。本来中胡的音色是比较圆润动听的,尹铁良做了改动、变形,加上强烈的人工颤音技巧,使之更加呜咽凄凉;扬琴的不和谐“音块”、笛子的“气声”等现代音乐手法,让《牧歌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。
  到了北京之后,尹铁良的室内乐作品中现代风格与民族意识的融合更加明显,如《网Ⅰ》《网Ⅱ》《网Ⅲ》《图像集三页》《辞章四阙》《京剧行当速写册》等。
  尹铁良“网”系列作品的创作初衷与网的寓意密切相关。他说,我们身处网络时代,从现实生活中的人情网、关系网,到互联网,社会中的网无处不在。各种有形无形的网在提供方便的同时,也逐渐成为我们的负担。生活中的网如此,音乐中的网亦如是。有评论称,现场演出时,“网”系列作品有强烈的感染力,在受到诸多限制的状态下产生了独具特色的音响效果,作曲家、演奏家如同“戴着枷锁的舞者”,在创作与演出中获得相对的自由,最后进入“眼中有尘,心中无事”的境界。
  2007年《图像集三页》在瑞士演出,2008年《网Ⅲ》在韩国大邱与观众见面……尹铁良用与时俱进的现代音乐,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。
  尹铁良的音乐创作领域极为广泛。近些年,他还进行了儿童音乐剧的创作,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》《森林中的故事》《没有星期日的马戏团》等,都是全国巡演。有的剧目曾在红旗影剧院上演,给衡水的孩子们带来了欢乐。他说,给孩子们写作,也是音乐家的责任。
  
桃李春风  为后辈照亮前行之路
  
  作为学生,徐文正对尹铁良心存感激:“是尹老师带我走上了音乐之路,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有他的心血,真的就是我的恩师,一辈子不能忘的。”
  1982年的时候,衡水仅有三台钢琴,师范学校两台,群艺馆一台。看到徐文正对音乐的向往和热爱,尹铁良悄悄给了他一把琴房的钥匙,鼓励他去练习当时还不允许学生弹奏的钢琴。之后,又教他拉小提琴、作曲,一步步为他指引前行的方向。除了徐文正,现在火箭军的军旅作曲家胡旭东、上海的国家一级作曲家郝永刚、燕山大学音乐系教授马玉峰……都是尹铁良的学生。
  由于教学和工作成绩突出,上世纪80年代,尹铁良获得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大学毕业生证书,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。参加工作的第9年,他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,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。1998年,他获得国务院政府津贴。
  多年来,尹铁良一直是教学与作曲双线并行。他认为,教学工作尽管繁重,但对作曲是有好处的。“我可以把在课堂上和学生的一些交流、教学的体会运用到作曲实践中,而我的作品又可以反过来运用到我的课堂上来教学生,他们会学得比较直观。看学生的作品,对我自己也是提高。年轻人蕴含着巨大的创新精神,我很看好他们。”
  “严厉和水平不是划等号的。好的艺术家也应该同时是一个好老师。对学生要循循善诱,这是师生之间的互相尊重。学生写得很不成熟的作品,也要找出好的地方来,要鼓励他。老师一句话的肯定,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。”尹铁良曾说,自己最大的幸福便是结识了中国音乐学院的那些老师们。
  1986年,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举办高级作曲研修班,邀请中国音乐学院的施万春、金湘老师前往河北授课。闻讯,尹铁良不假思索立刻报名。“大师们的谆谆教诲与修养内涵的熏陶,让我获益良多。”
  每月一到两次课,尹铁良坚持着跟这些老师学了五六年。一开始,参加这个课程的有30多人,最后只剩下几个。“课程难度太大了,留的作业都不好完成。那时我还在群艺馆工作,就这样一直坚持着,有时候作业题都是在火车上做的。”1989年9月至1991年7月,尹铁良再次前往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,跟随施万春学习作曲,跟高为杰学习作品分析。
  “我还接触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几个作曲老师,真好!”辞去首师大的领导职务后,已经50多岁的尹铁良到中央音乐学院办了听课证,骑自行车或乘地铁前往听课,补上了诸如现代和声、音乐分析、现代作曲技法等课程。
  “学习音乐,重要的是勤奋,毕竟有天分的人是少数。离开勤奋,做什么都不行。”尹铁良有过人的天赋,曾经付出的努力更是常人远远不及。
  曾有文章写道:“他的练琴之苦几乎达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。”早年高强度的小提琴练习让他的肩周炎几十年都好不了。在剧团的时候,别人还在睡觉,尹铁良已经起来练琴,冬天戴露指手套,手指经常冻伤;到了夏天,夹琴的下巴、肩膀磨破长疮,很久不能愈合,即便这样他也不会停下,用纱布垫一垫,接着再练……尹铁良说,不苦不行啊,练不出来。
  “欠缺的是,现在还没有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经典作品。这也不是谦虚,而是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。艺术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,只有不断前行,才能看到天边更好的风景。”
  电影《芳华》中呈现的那种文工团的生活,依稀类似于尹铁良曾经走过的历程。然而,尹铁良的青春岁月中,更多的是奋斗和热血,显得更为纯粹与洁白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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