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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汝纶与衡水:五师授业学贯中西 儒林宗匠筑牢根基

时间:2019-05-21 09:40来源:文化衡水
  

五师授业学贯中西     儒林宗匠筑牢根基

——吴汝纶与衡水(二)

文/田卫冰
 

桐城吴汝纶像


吴汝纶著作
  吴汝纶为文擅长议论,逻辑严密,为学折中汉宋,博采众家,于《周易》《尚书》用力最勤,被时人誉为“海内大师”、“古文宗匠”、“文章宗匠”、“古文大家”等美称。作为桐城派晚期宗师,他身处变局当中,没有固步自封,而是积极探求,广览西学,“译行海外之奇书,新出之政闻”、“无不广览而周咨”。据施培毅统计,见于吴汝纶记录的西书书目就有60余种。西国名士、日本儒者,谒见吴汝纶于莲池书院后,无不欣然推服,赞为“东方第一人”,他的日本学生早川新次直接誉其为“方今东方儒林最有开化之思想者”。
  吴汝纶少年除去受父祖耳提面命习作外,早岁遍访乡贤,纵情家乡山水,受桐城遗风熏陶最深。其为孔宪彝(1808年-1863年)文集作序时,自云“汝纶窃自维念,幸生桐城,自少读姚氏书”、“桐城之言古文,自方侍郎、刘教谕、姚郎中,世所称‘天下文章在桐城’者也”。
  吴汝纶不轻易拜师,称为师者五人,“薛师”、“周师”为吴汝纶江南座师。“薛师”薛云锦故后,其孙薛绍彬,字瀛仙者,家道中落,曾被吴汝纶纠合同年集资为其捐官典史。“周师”即周星誉,光绪二十四年,其弟周星诒因旧案坐赃被逮,吴汝纶为之致函胡聘之等当时要员。
  宝鋆(1807年-1891年),字佩蘅,索绰络氏,满洲镶白旗人,道光十八年进士,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,同治中兴其功不可没,光绪年间曾任武英殿大学士。吴元甲(吴汝纶之父)早年游学京师,曾在其幕下抄写文案,宝鋆是吴汝纶乙丑会试的座师,光绪十三年,吴汝纶通过座师宝鋆举荐其弟吴汝绳补汶上知县。
  同治三年十一月吴汝纶首次拜见座师曾国藩,翌年十月十五日于回乡途中再次拜见正在徐州督师剿捻的曾国藩。曾国藩日记记道:十七日“请孙育均、吴汝纶小宴”,二十二日“与吴汝纶谈最久”。曾国藩对他的学问很是欣赏,得知吴汝纶系其父吴元甲“一手所教成”,遂决定聘吴元甲教授次子曾纪鸿和二女婿陈松生,最后终因曾纪鸿志在数学、陈松生生性顽劣,吴元甲“不乐久处,未几遂辞去”。同治五年四月,吴汝纶单身赴济宁军营,二十九日曾国藩日记记道,“吴汝纶自桐城来,久谈”;三十日,“请子密、挚甫等中饭”;五月十五日“傍夕,与吴挚甫一谈”。曾国藩自此日记用“一谈”,不以客礼对待吴汝纶,应该视为两人师徒关系确立。
  曾国藩“力挺桐城”,当此乱局追求经世致用,这与吴汝纶殿试时制策中主张契合,当时桐城学者薛福成、郭嵩焘、王闿运、方宗诚都在曾国藩幕中,曾氏俨然桐城领袖,吴汝纶拜入门下自在情理之中。吴汝纶在幕中按照曾国藩指点,专心读书,多作古文,并授其古文义法。尤为重要的是,他在协助曾氏办理军务洋务中得到历练,这为后来主政深州、冀州时的干练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居幕五年,曾国藩三次保荐吴汝纶,同治九年,吴汝纶改官直隶,最后出任深州知州。
  相对于从“恩师”曾国藩受古文法,而“傅相”李鸿章对吴汝纶指导更多的是在洋务实业方面。曾国藩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,在满朝颛蒙,李鸿章支撑危局数十年,实属不易。日本伊藤博文认为他是“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”,慈禧太后视其为“再造玄黄之人”。
  吴汝纶有对在曾李二幕所获的记述:“吾壮时佐曾文正幕,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,遭际亦幸矣。然佐曾公时,日有进益,而在李公幕十余年,则故我依然。何者?盖曾公每办一事,无适莫心,无人己见,但详告事由,命诸同仁各拟一稿以进,择其最善者用之,且遍告曰:某君文佳。倘皆不合,始出己文。如有胜己者,则曰:吾初意云云,今某君文胜吾,吾用之矣。即将己稿弃去。于是人争濯磨。事理愈细,文思愈精。李公则不然,每办一事,必出己意,日:吾欲云云。合其意者用之,不合其意者摈之,无讨论,无切磋,于是人争揣摩其意,无越范围者,而文思乃日隘。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,而其能作人与否,亦于是焉殊矣。”
  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,吴汝纶说他自己在壮年的时候跟着曾国藩,到了40岁之后跟着李鸿章,他认为跟着这两位重要人物是自己的幸运,但即便如此,这之间还是有区别的。吴汝纶觉得自己跟着曾国藩工作,事事都有长进;而跟着李鸿章工作,虽然经过了十多年,但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长进。吴汝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,他说曾办事没有成见,曾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几位不同的手下,让他们每人写一篇提案,同时他自己也写一篇,如果觉得别人写得不好,他就拿出自己写的那一篇,如果幕僚们写得比自己的好,他就把自己写的稿放弃掉,这么做的结果会让每一位幕僚认真地思索怎样写才会变得更好,这个过程就让大家都有所长进。但李鸿章则不同,他让手下写提案,直接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想的,如果报上来的提案跟自己的想法不同,他就会直接放弃,并不告诉别人是什么原因,这么做的结果是让手下不断地揣摩他的心思,并不需要作文的人有自己的想法,只要能说对他的意思就成功了,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吴汝纶在李的手下多年都没有什么长进。
  方宗诚是桐城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,他编选师友遗集和《桐城文录》,提携桐城后辈,以桐城派嫡传弟子自居,是“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”,为曾国藩延揽人才无数。如前文所述,吴汝纶就是他介绍给曾国藩的,同治二年方宗诚在安庆忠义局纂修《两江忠义录》,吴汝纶参加府试,与他同游安庆大观亭。
  《两江忠义录》修成后,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,曾国藩疏荐方宗诚“精通经学”到直隶候用,以其“熟于宋贤之书,素讲爱民之道”,候补知县一年,期满后,又以“学富才优,堪胜繁缺之任”,同治九年实补枣强知县,十年二月到任,光绪六年六月十三卸任。
  方宗诚在枣强为官十年,直隶总督李鸿章评价其“实心爱民,品端学粹”,盛赞“深州游牧枣强方”,“深州游牧”为吴汝纶前任深州知州游智开,离任时“无一未结之案,无一未解之款”。《清史稿·方宗诚传》载,其在任期间建正谊讲舍,“敬义书院”,集诸生会讲,“刻邑先正遗著”,今尚存世者如《枣强敬义书院志》《枣强县志补正》等。方宗诚卸任回家,其子方守彝替他整理书稿,发现夹有金银薄片,诘问其父,方宗诚说是属吏和好友赠送,用以刊其著作,他本不欲收,但俸禄除了养家糊口,都接济了枣强的一些贫苦生员。方守彝以为用这些金银来印父亲的道德文章,会有铜臭,希望父亲送回枣强,用以建立义学,方宗诚欣然从之。
  另据徐世中先生考证,咸丰九年十月至十一年正月,方宗诚在直隶按察使吴廷栋幕府授经兼任衡水书院讲席,此处衡水书院当为桃城书院。
  吴汝纶任冀州知州时,方已离任,但与方宗诚书信往来不断,方宗诚与吴汝纶关系介于师友之间。
  吴汝纶在今衡水为官十年,大多时候都是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,直至后来去职主讲保定莲池书院,由二人开创的莲池文宗,使畿辅地区学术一直引领全国风气之先,经济政治始终处全国领先地位。随着二人的相继离世,衍至新文化运动兴起,桐城派群体失声,畿辅地区丧失了文化主导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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